近几年来，我在海内外不少书刊、杂志、网站上看到有关介绍云南古六大茶山老茶号的文章，我深感不少文章、书籍对老茶号历史、年代的记述混乱，前后矛盾，有一些作者本身就是茶商，对古六大茶山和老茶号的历史没有作过调查、研究、考证，为了炒作、卖茶、谋利，随意编造老茶号的历史和年代。
就拿同庆号来说，我看过不少海内外的刊物，有的说同庆号创建于雍正二年；有的说建于雍正七年；有的说建于雍正十三年(1736年)还有的说建于乾隆三年、五年。我统计了一下，仅同庆号建立的时间就有七、八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依据。这些写文章、写书的人几乎都将同庆号的龙马商标配在文章中，年份编好了却不去认真看看那个商标上的文字内容。
我曾去采访过同庆号老板刘葵光的三个孙子，这三位年愈古稀的老人都说龙马商标是同庆号1900年至1927年左右使用过的商标。人们只要认真地看，在这张龙马商标上已注明同庆号当时有百年历史，根据商标上的说明便可推断同庆号是在清嘉庆年间建立的。我也曾看过刘家的老家谱，刘家老家谱上的记载与商标上的记载刚好吻合。
说同庆号建于雍正年间从历史来分析也不可能，普洱府成立于雍正七年，在此之前六大茶山属于车里宣慰使司管辖，在世袭、牢固的土司制度下，山林、土地、一草一木都是土司的私产，在这种封建领主经济的条件下，汉人到易武建茶庄可能吗?再说如果雍正七年以前六大茶山就有了茶庄，也就不会发生莽枝茶山的“麻布朋事件”，从“麻布朋事件”可看出汉族商人当时在茶山买茶时的境况，如当时茶山有茶号，那几位汉族商人便不会惹出祸端人头落地，因为“麻布朋事件”使云贵总督鄂尔泰拉开了西双版纳改土归流的序幕，改土归流后置建了普洱府，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使司的管辖中脱离出来。
清政府的改土归流置建普洱府遭到了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抗，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雍正十三年(1736年)六大茶山动荡不安，连年发生起义和战乱。1736年清政府被迫将攸乐同知移到思茅。攸乐同知移至思茅而不是移至易武和倚邦，足以说明当时六大茶山地区的民族矛盾尚未平息，局势动荡。在这种形势下，汉人如何在六大茶山建茶庄。
从《清实录》中有关普洱府的记载和倚邦现存古碑来看，雍正十一年以后倚邦土千总曹当斋被清政府授权管理六大茶山的军政事务，并负责贡茶的采办。从乾隆初年开始，六大茶山一带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局势开始平静、社会安宁、茶业得到快速发展，到乾隆后期，易武、漫撒都建起了大庙，说明当时茶商茶农已很富裕，商品交换的环境非常好，此时有茶庄的可能性极大。
本人从2000年开始五年的时间10多次走进六大茶山，访问过上百位老人(均有照片作证)了解到抗战前夕六大茶山还有40多个茶号，但这40多个老茶号究竟建于何年何月其详实的资料却非常少。六大茶山有茶号的几个大镇都遭过火灾，史料毁失很多，重新收集整理难度较大。近两年云南有不少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在为收集整理古六大茶山的历史而奔忙，在六大茶山和老茶号的历史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之前，一些商人为了赚钱，任意编造老茶号历史和年份，把老茶号当成变形金刚任意伸拉收缩，依据自己谋利的需要，今天编个同庆号270年，制作几吨纪念饼，明天又编个同昌号 280年，又制作几吨纪念饼，更为荒唐的是还编出了福元昌百年贡茶，福元昌茶号乃易武余福生先生所创，余福生先生生于1903年，其长子余世高还健在，现易武的许多老人还记得余福生，清朝1911年结束，难道余福生先生七、八岁便开始开茶庄?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做纪念饼的商人对六大茶山的历史、对老茶号的历史到底了解多少，那些成吨成吨的纪念饼到底有多少纪念意义?有多少文化含量?这些编造老茶号历史卖茶的人与其说是在宣传普洱茶历史、文化，不如说是在进行商业炒作为自己谋取利润，这是一种对历史和消费者都不负责任的做法。
一些编造茶号历史卖茶的商人们，促销的手法还很花哨，在纪念饼推出之前还编写大量的纪念文章，我曾在一些网站和刊物上看到不少所谓的纪念某某老茶号成立多少年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看不到一句对老茶号创始人的奋斗经历的记述，也看不到作者对老茶号的先辈们有什么感恩、崇敬和敬仰。有的作者在文章中从头到尾讲述的就是他用多少钱从哪里买到了几饼老茶号的老茶，他手中的这些老茶目前又价值多少，摆显作派地诱惑消费者去买他的茶。看着那些所谓的纪念饼，看着那些充满广告用意的纪念文章，让人想起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无道!
云南的老茶号为普洱茶名扬中外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些老茶号是云南的文化遗产，是云南人的骄傲。云南正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文化产业也正在蓬勃发展，各级政府、专家、学者、有士之人应抓紧时间抢救整理老茶号的历史，将老茶号真实的历史告之世人，让云南人记住先辈们创业的艰辛，珍惜普洱茶来之不易的荣誉。如果让个别商人为谋利把云南的老茶号当作变形金刚而任意改变其原貌，那么普洱茶的历史将会被改得面目全非，这对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利，对普洱茶的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返回首页
新闻
